摘 要: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显,作为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问题已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分析视角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是在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剖析农村金融问题存在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微观层面,则主要通过研究各农村金融主体的行为选择、组织结构和经济绩效等,来探讨制约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

　　关键词:农村金融;研究动态;改革思路 ;微观主体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5-0043-04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即所谓的“三农”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与经济稳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事关我国发展的全局。 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从2004年到2009年,“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6年锁定“三农”,充分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陈锡文,2004),而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无疑将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焦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建立一个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与党中央的要求相比,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与农民群众的需求相比,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工作的现状却不尽人意, 亟需加强和改进。发展农村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全面梳理近期国内农村金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别探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农村金融困境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一、农村金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农村金融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增收,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三农”政策的落实。目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金融产品单一落后,服务水平低下,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位,“金融空洞”显现
　　在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及当前结构进行系统分析之后,张杰(2003)指出,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金融体系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同样服从这一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在我国农村初步形成了农村合作金融、农业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共存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这些改革存在表面性,不仅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反而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于金融安全和商业改革的考虑,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及欠发达地区撤并分支机构3万多个, 使农村信用合作社占据了农村地区金融的垄断地位。农信社为了自身发展同样采取了撤并机构和城市偏向的经营策略。 所有这些变动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农村地区“金融空洞”的出现,以致缺乏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为农户和乡镇企业提供及时、合理的融资服务(刁怀华,2007)。
　　(二)农村金融供需失衡,金融抑制较为严重
　　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农村每年的资金存贷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农村信用社存款远远大于其农业贷款,而其差额大部分投向了非农产业和城市(贺小华,2008)。农业银行投向农村的贷款比例大幅下降,农村邮政储蓄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这些都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流失,使得县域农村金融供给、服务“三农”的角色主要依赖于农村信用社。有资金借贷需求的农户数量多、总体规模大,农村信用社难以承担全部供给任务。在结构方面,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规模小、期限短、品种少, 无法满足农民对借贷资金的多样化需求。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贷款难已经对农民收入增加构成了瓶颈约束。总之,这些研究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基本确认了我国农村地区金融资金供需的失衡状态。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要判定供需是否平衡,必须有一个较为完备的开放性竞争市场,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使供需达到平衡。而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受种种制度性约束,明显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如果用农村资金的储蓄额和贷款额相等来考量金融供需平衡问题是不太合适的,尚有必要构建新的指标来对其进行测度和研究。
　　(三)农村金融产权制度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次变迁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的自主性行为。这种金融制度变迁方式与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路径是相悖的,其非内生性决定了当前的农村金融制度不可能适应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发展,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和地下金融大量存在。
　　其次, 各正规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产权主体缺位和产权虚置的问题。对于农业银行来说,政府既是产权所有者又是经济管理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存在最终导致农业银行异化为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工具,信贷配置效率低下,同时,制度安排中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也缺乏效率。 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 其产权制度处于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和产权主体虚置的双重矛盾之中, 使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者利用手中的职权实现了对农信社的“内部人控制”,这直接导致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风险提高而服务功能退化(谷慎、李成,2006)。
　　(四)正规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金融风险较高
　　从当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和不良贷款比例较高、信贷资产质量低下,2007年末,全部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平均占比13.4%, 远高于同期全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8.4%不良贷款率的平均水平。2007年末,东北、中部和西北地区县域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9.9%、20.4%和16.4%,高于全部县域平均水平16.2、7.0和3.0个百分点。其中,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3138亿元,占贷款总额的9%,很大一部分农村信用社资本金严重不足,经营已经陷入严重困境(人行课题组,2008);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最高,高达20%左右,而在农业银行所有贷款中,涉农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又是最高的,而且农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也是处于最低水平的(杜金向,2007);农业发展银行则长期依靠财政支持,效率低下而不良资产负担沉重,难以自求资金平衡。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农村金融稳定面临巨大的考验,而与此高风险状态相伴随的是农村和农户的贷款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增长缓慢。
　　
　　二、农村金融困境的成因及其改革思路
　　
　　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存在诸多困境和难题,无法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困境呢?需要遵循何种思路或采取哪些措施才能走出这种困境?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探索。
　　(一)农村金融困境的成因:内生抑或外生
　　对于农村金融困境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偏向城市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当前农村金融的制度性缺陷和体系缺陷。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是关键的推动力。为了实现赶超战略,政府不得不加强对资源的控制,进行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这样,就必须进行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和金融组织的建立、调整,来转移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金融制度变迁的外生性。

　　第二,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政策导向的偏差和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农村金融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由于路径依赖和各方利益集团的介入,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等都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来决定,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模糊不清,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低效。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办金融,以及过度管制导致的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在组织体系、产权模式、服务方式以及监管政策等方面不适合农村的特点(李勇等,2005)。
　　第三,关于金融抑制的成因,国内学术界尚存在较大争议。王国华和李克强(2006)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且更大的金融需求会被有效的金融供给诱导出来;王梦遥(2008)则认为是农村商品化程度低,农户自给自足消费高,货币化程度低,降低了农户对资金的交易性需求,造成了需求型的金融抑制;房德东(2004)等认为,供给型和需求型的金融抑制同时存在,因为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农业的双高风险和农村的市场化程度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农户的生产性借贷需求十分有限。
　　总之,现有的研究对农村金融困境的成因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解释,但是,这些理论分析还不全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在的政策和战略角度给予解释,对农户和农村自身特点的分析还比较少。本文认为,除了战略性的原因以外,应该更加关注农村金融自身的特点, 寻找农村金融困境的内生原因。 事实上,在政府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管制以后,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商业银行大量撤离农村,因为靠现有的经营模式和市场机制它们很难在农村实现成本收益的平衡,这就说明农村金融短缺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二)农村金融困境的突破:体系重构、产品创新还是制度改革?
　　学者们提出的解决农村金融困境的思路和方案, 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二是新业务、新产品的开发;三是对现有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改革。
　　在农村金融体系重构方面,尽管大部分学者都建议重构金融体系,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却出现了商业化与合作化之争。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则的历史已经表明,这些原则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是行不通的,因此,发展农村金融的重心应该转向组建和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有其历史过渡性质,现在的农村信用社应鼓励它走商业银行的路,只有市场化改革才是我国农信社改革的方向(鄢小兵、陈汉明,2007)。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仅仅使用商业金融来为小农提供信用服务是很难成功的,只有合作性金融才能为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充足的金融服务(温铁军,2004)。第三种观点为折中的观点,合作金融一般只能在小范围内得到良好运转,但随着范围的扩大,合作金融所依据的信任机制和互助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 而必须以商业银行为辅助。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共存, 相互补充并共同发展(冯兴元,2004)。
　　在新业务、新产品开发方面,农村正规金融的小额信贷被给予极大关注。与传统的贷款合同相比,小额信贷模式是在资金贷出之后的几周之内就开始分期还款,这种还款安排不仅可以在早期甄别出那些可能出现还款问题的借款者,还可以使银行更加有效地控制贷款的现金流,使之不至于被完全挪用。小额信贷模式巧妙地弥补了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使得传统金融活动中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周期较长,而投入资金额又相对较大,这就决定了小额信贷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支持具有局限性(熊学萍、易法海,2007)。
　　在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方面, 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建议。何广文(2004)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机构多元化就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据此在我国农村建立起了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的体系框架,但是这些金融机构都是在计划体制模式和国家支配金融的观念下成立的,不仅没有考虑到金融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而且其财务制度基本沿用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核算方法,因此,必须使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创新与其他领域的企业改革保持同步, 并通过立法与监管保证正常的金融秩序。 姚耀军(2005)认为,要进行制度改革,就必须放松政府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包括利率管制、金融市场进入管制、金融改革模式管制等。黄燕君(2007)则主张通过金融深化来增大制度创新供给,同时改变制度创新的方式,使政府供给主导型方式过渡到需求诱致型方式,鼓励农民群众和农村金融组织自发创新,以保证金融制度的内生性,更好地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此外,他还特别强调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创新,主张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 改变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以保证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性和资金配置效率。
　　总的来说,这些政策建议对于改变我国农村金融现状都具有借鉴意义。然而,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使得这些政策建议大都停留在原则性指导和模糊状态,对于政府关心的金融进入和金融监管问题仍没有提出可操作的具体办法,比如,利率放开和金融进入放开之后,会不会出现农村金融的混乱,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风险等问题,现有研究无法做出回答。
　　
　　三、农村金融的微观主体研究
　　
　　对于微观金融主体的研究,实际上是要发现各个主体的行为选择规律及其约束条件,并深入分析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以便科学地解释当前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这里重点关注三类金融主体,一是农户;二是民间金融机构;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
　　(一)关于农户的金融行为研究
　　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描述和分解,二是对影响农户借贷和储蓄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主要分析了农户的借贷发生频率、借贷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借贷利率、期限以及借贷方式(是否有抵押和担保)等,在研究时都是选取某些固定地区进行跟踪观察,从而获取的数据可靠性很强, 为把握农户的借贷行为奠定了基础(宋磊,2006)。对于第二个问题,研究发现,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年龄、借贷方式、利率水平和借贷动机等都会影响其借贷行为,而不确定性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借款的易得性等都是农户高储蓄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田岗,2005)。现有研究通过实际调查和数据分析,对农户的借贷和储蓄行为给出很多令人信服的描述和研究,但不足之处在于其理论性较弱,很少有研究能把农户的金融行为和西方较为成熟的农户家庭模型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农户行为的解释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支持。
　　(二)关于民间金融机构的研究
　　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金融的产生原因以及民间金融的利率决定上。张杰(2004)认为,民间金融之所以广泛存在, 主要是由我国小农经济自身特点决定的,小农经济的分散化、周期长、规模大以及农户的借贷资金大量表现为非生产性资金,使其融资需求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于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就必然会产生并发展起来。从供给角度看,郭沛(2004)认为,农村收入差距扩大后,产生了大量剩余资金,由于这些资金在农村缺乏正规有效的投资渠道从而涌入非正规金融市场,形成了旺盛的供给;从金融政策根源看,郭沛(2004)认为,由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 使得大量正规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主要转向较富裕农户或者被用于消费,从而使得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于利率问题,江春认为,民间金融市场具有自由竞争性,所以民间金融的利率完全由资金供求状况决定;而姜长云(2004)认为,民间金融的利率并不统一,随着熟人关系链的延长和风险的增加,利率水平也会逐次提高,国家的打压和清理会提高民间金融的风险和运营成本,因而也会影响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

　　总之,目前学术界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和效果基本都持肯定态度。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村正规金融资金配置的低效才使民间金融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现有研究明显忽视了非正规金融的消极影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此外,关于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有待加强。
　　(三)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研究
　　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围绕信用社资金配置低效的原因、合作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合作社的产权改革及其效果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合作社效率低下的原因,张杰(2003)认为,主要是产权缺失、治理结构缺陷以及政府的过多干预等,此外,合作社在从农业银行独立出来的时候,还承接了大量的呆坏账,这都影响了其经营绩效和行为导向;谢平认为,信用社的经营目标存在多元化冲突,导致了其经营思想混乱和机会主义行为。对于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谢平认为,中国从来就不存在合作制生存的条件,因此应该放弃合作制而走以赢利为经营目标的股份制道路;郭田勇则认为,只要进行适宜的产权改革,合作社就可以运转良好并为三农服务;而白冰(2007)认为,农信社改革不应仅仅采取产权明晰的做法,还应在政府定位、农信社的领导机制、市场保护、民间信用准入等方面,依据效率、功能优先的原则进行。对于信用社最新改革的效果,汪三贵(2005)根据实际调查认为, 新一轮的信用社改革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由转贷行为所产生的虚假盈利制造了全行业扭亏为盈的假象,当前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措施的结果;而冯兴元(2004)等则认为新的一系列改革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使信用社有脱离农村的明显倾向,并最终使农民被边缘化。
　　总之, 目前农信社改革的效果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信用合作社是否还应该保留,或者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才能使其真正发挥为农服务的作用,学者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至少纯粹商业化取向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它必然会导致信用社经营的非农化,最后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新的商业银行而已。
　　除了以上三类金融主体以外,对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行为和决策也有部分研究,但是,金融改革以后,它们对农户的直接金融行为影响较小,所以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此外,外资金融机构也已经开始涉足我国的农村金融,对于其金融活动和影响,也值得关注和研究。
　　
　　四、结论与启示
　　
　　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表明,农村金融的发展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和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农村金融自身的特点,我国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长期呈现出“二元结构”的市场分割状态,甚至当前已出现农村金融的空洞化现象。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和难题使得农村金融改革成为当前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学者们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集中分析了农村金融的体系构成、金融制度、治理结构、产品创新、各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交互作用等,以期对当前的农村金融状况做出解释并给出解决办法,得出了很多重要的发现和结论,为我们从事农村金融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方面的借鉴,也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但是由于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和微观基础,大多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仍停留在原则性指导和模糊状态,据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可操作性并不强。事实证明,一般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农村金融时是不适合的,在研究农村金融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和农户行为的自身特点。因此,应该从我国具体农村区域的实际出发,从微观金融主体的行为着手,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强化对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和制度安排的理论探讨, 建立适合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农村金融体制模式、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政府介入农村金融的模式体系等,研究完善以市场导向、资本结构、治理结构、风险管理、金融监管等为主的微观制度安排和以政府职能、财政补贴、央行支持、税收优惠、信用建设等为主的宏观制度安排,建立健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以此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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